十多年來,我在社福前線及政策研究工作中接觸過不少家庭。每當孩子說「不想返學」,成年人往往追問:「為甚麼?」或勸說:「返學有甚麼好怕?」也有家長擔心孩子逃避,提醒他不能一遇到困難便退縮。

這些說話背後,很多時都是關心。父母希望盡快找出原因,讓孩子回到「正常」的生活軌道。然而,孩子未必不願回答,而是連自己也說不清楚。

他抗拒的未必是學校本身,而是擔心功課跟不上、害怕陌生環境、交不到朋友或被排斥;也可能怕老師不喜歡自己,或表現不夠好,令父母失望。孩子未必懂得替情緒命名,身體和行為便成了他們的語言。

失眠、肚痛、突然沉默或暴躁;拖延起床、走到校門前卻不肯進去,甚至因小事大哭大鬧。成年人眼中看似「不合作」的行為,背後可能藏着一句:「我很辛苦,但我不知道怎樣告訴你。」 

當焦慮在家庭裏流動

從家庭治療的角度看,家庭成員彼此牽動,一個人的焦慮會在關係之間流動。

父母擔心子女未能適應,於是多問幾句、多提醒幾次;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緊張,反而更不敢說出不安。父母見孩子愈來愈沉默,心裏更焦急,追問亦可能變成盤問。大家原本想靠近對方,結果卻退回各自的位置。

有些孩子說「我沒事」,不是因為真的沒事,而是不想令父母更加不安。這時候,他需要的未必是成年人立即找出答案,而是先確定自己的感受有人看見。

與其追問「究竟為甚麼不想返學」,父母或可先說:「我看見你這幾天好像很辛苦。你現在未必說得清楚,我們可以慢慢來。」這不是縱容逃避或放棄界線,而是讓彼此離開對抗的位置,一起面對困難。孩子有時要先感到安全,才有能力說出發生了甚麼。

父母也可能已經撐得很累

社會談到學童情緒,往往提醒父母多陪伴、多聆聽,卻忽略不少父母自己也已撐得很累。

有些家長長時間工作,下班後還要處理家務、照顧長者和跟進功課;有些家庭正面對經濟、婚姻或健康壓力。當孩子抗拒上學,父母還要應付請假、收入減少、學校來電及家人質疑。

家長的焦躁,未必源於不理解孩子,而是生活已沒有多少空間容納另一場危機。因此,父母同樣需要支援,而不是再被告知做得不夠好。家庭固然重要,卻不能代替學校和公共服務。學童情緒健康不只是家事,也是學校和公共政策的責任。

不要只等待孩子主動求助

目前不少支援仍依賴孩子或家長主動求助,但最需要幫助的孩子,往往未必最懂得開口。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情況是否嚴重,也可能害怕被標籤;有些曾嘗試表達,卻被理解為懶惰、反叛或不夠堅強,自此不再說。

家長也可能不知道應找班主任、駐校社工、教育心理學家,還是醫療系統。即使鼓起勇氣求助,也可能在不同單位間奔走,卻不知道由誰跟進、要等多久。

不少個案要到孩子持續缺課、長期拒學甚至自傷,才得到較全面的關注。制度太習慣等待,但等候本身就是代價:孩子每天掙扎是否踏出家門,父母不斷請假,親子關係也在催促、拉扯和爭執中受損。

開學初期,不應只是「觀察一下」

開學首月是孩子重新適應生活節奏、人際關係和學習要求的重要階段,也應是主動識別和支援的關鍵期。

升小一、升中一、轉校或新來港的學生,以及曾受情緒困擾、有缺課紀錄、朋輩關係困難或家庭近期出現重大轉變的孩子,都可能需要及早關顧。

學校可由班主任、輔導人員及駐校社工主動接觸,而不是等待孩子向正確的人說出正確的話。一句簡單問候、一次沒有評核意味的傾談,或一位固定而可信任的成年人,已能讓孩子知道校內有人願意聽。

學校在開學初期適度調整功課及評核,為師生建立關係留下空間,並非降低要求,而是讓孩子逐步承擔要求。表面準時回校、安靜上課,也不等於適應良好;有些最需要幫助的孩子看來十分「乖巧」,只是默默收起壓力 

家長求助時,需要一條清楚的路

教育、醫療和社福系統之間,需要有清晰易明的轉介安排。家長應知道由誰接手、何時得到初步回覆,以及等候期間可獲甚麼支援,而不是每到一個部門,便要重新講述孩子的經歷。 

前線人員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和資源。若教師工作繁重、駐校社工個案過多、教育心理學家服務輪候時間過長,即使看見需要,也未必能及時介入。

先接住,再一起找答案 

接住孩子的情緒,不等於認同所有逃避,也不等於放棄界線。它只是承認:要求孩子繼續向前之前,應先了解是甚麼令他走不下去。

問題可能涉及學習、朋輩關係、校園欺凌、特殊學習需要、家庭轉變或情緒困擾。父母和孩子暫時不知道答案,不代表孩子說謊,也不代表父母失職。專業支援的意義,正是陪伴家庭逐步梳理問題。

新學年不應是考驗孩子能否迅速適應的考試,也不應是考驗父母能否獨力承受的考試。 

今天,當孩子踏進校門,我們可以少一點急於糾正,多一點空間讓他把感受說完整。一個真正關心孩子的社會,不應等到他以缺課、自傷甚至崩潰,證明自己有多辛苦,才承認他的需要。 

當孩子第一次說「我不想返學」,我們未必立即知道答案,但至少可以讓他知道:

你不需要獨自面對,我們會陪你一起找答案。

 

作者簡介
林素蔚
註冊社工、家庭治療碩士  
香港情緒健康學會研究及培訓顧問  
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 
投身社會福利及政策研究工作十多年